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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花园=城市革命
我研究社区花园（Community Garden）已有约15年的时间。10年前我和两位同事出版了《Greening Cities , Growing Communities》（2009年）一书，探讨西雅图社区园圃的制度与案例，之后我也陆续做了许多与社区花园相关的研究。在这些不同的研究中，我们最大的发现在于，社区花园虽然在城市农耕的推动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它在城市里的功能不仅是种菜或是生产粮食而已， 社区花园其实还有非常多、非常重要的社会与环境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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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城市与生态之间的连结
除了社区与社群之外，社区花园也可以是城市里人与自然接触的媒介。台北市最早的一处社区屋顶花园设在锦安里社区活动中心的顶楼上（图2）。2015年间我曾访谈过几位屋顶花园的“农夫”，听他们讲了非常多种菜的心得经验，包括食物与耕作的季节性——什么季节该吃什么样的食物，该季的什么食物最新鲜。访谈的时候我以为他们是一群种菜达人，后来才知道他们之前完全没有种菜的经验，只是参与种植了一两季，就有如此满腹的农耕与环境知识。除了学习种菜之外，这里的农夫们同时也进行各种各样生态和环境方面的实验，比如雨水的收集与净化，以及利用厨余、咖啡渣等素材，研究最简易有效而不产生恶臭的堆肥方式。由此可知，社区花园可以扮演城市生态与环境学习的重要平台，在社区花园营造与种植的过程中，城市居民能学习到很多平常无法接触到的生态与环境知识，进而也了解城市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一步步重建城市、人与生态之间良性的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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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城市空间
在西雅图市区里走动，经常可以看到空地上的花园、电塔下面的花园、公路旁的花园，也有将立体停车场屋顶改装作为社区花园的案例，居民可以一边种菜、一边观赏西雅图市中心的天际线。与亚洲比起来，美国的城市密度相对较低，有很多空间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包括人行道旁的绿地。10年前， 西雅图市议会修改了法令，只要不影响交通安全，市民可以申请在自家门口的路边种菜，如今走在社区路上就好像徜徉在农场里，四处都是菜圃。亚洲城市密度普遍偏高，但并不等于没有机会，香港数量可观的屋顶花园就是一个值得参考的案例，其他城市如首尔、台北、东京、大坂等地，也不断有新的案例出现，一处处荒废的空地被活化成一块块城市绿洲，社区花园就是活化城市空间的一种手段，活化了空间也活络了社区网络并充实了市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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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公共空间的营造模式
现代社会中一般大众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想象，就是它们多半是由政府部门规划或是专业主导，然后委托承包商进行施工与建造。相对于这类制式的公共空间，社区花园的营造方式却可以很不一样。社区花园最基本的要求是需要居民自己来种植，因此，社区花园需要居民的参与和协力才可以营造出来，它的公共性就体现在社区的参与和协力。
在西雅图，社区花园不只是社区居民自己来种植，政府也鼓励社区从头到尾来参与营造自己的社区花园。巴尔顿街园圃（Barton Street P-Patch）就是这一类型的案例（图3）。在这里除了花园配置初期有专业协助之外，从整地、施工到各式各样户外活动的设计都由居民动手自己完成，因此，花园里也不断涌现很多园友和志工个人的手作创意，利用家里随手可得的建材，创作出各式各样、多彩缤纷的装饰物，每隔一段时间去参观，每次都有新的作品出现。居民们也自行记录整个营造的过程，每个步骤都有居民参与。这样的做法推翻了专家主导的空间营造方式，充分让市民的力量展现出来，让这座花园成为一处不断演变的空间，有别于一般僵硬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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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共生与共治
除了个别的案例之外，社区花园的推动也指引了另外一种城市治理模式。在台北市，城市花园的推动于2015年开始成为一项重要的政策，时任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在2014年竞选市长的时候响应民间团体的诉求，提出了“田园城市”计划，并在当选之后很快地利用市政府的种种资源来推动该政策的实行。台北市具体的做法是让不同的市政府部门来分工负责，比如公园与路灯管理处负责整体规划、教育局负责小田园（校园园圃）、产业发展局负责屋顶园圃、农业局负责市民农园、民政局负责社区花园等。
这些部门所扮演的功能固然重要，但政策的执行除了不同政府单位的推动之外，很多事务还要靠 民间的力量来推展。都市农耕网（简称都农网）就是一个重要的民间倡议团体，它不仅为市政府田园城市的政策提供了论述上的基础与支援，同时也监督政策的执行。社区大学（简称社大）则是另一个重要的团体，以推动公平教育与社会改革为宗旨，台湾的社大属于民间社团，目前全台湾有 80多个聚点，仅在台北市就有 13 个校区，他们分散在不同的行政区，开设各式各样的课程，包括友善农耕、有机农耕与食农知识等。课程之外，社大也经常举办与城市农耕相关的讲座与活动，让更多的市 民有参与和学习的机会。透过这些课程与活动，社大在台北市田园城市政策的推广、培训与实务运作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了想耕作、会耕作、善于经营园圃的民众，才会有成功的社区花园以及城市农耕的政策。
就行政效率来讲，台北市的“田园城市”政策效果相当可观，短短4年内已经有了725处据点，包含小田园、社区花园、屋顶花园与市民农园，以及 16 万人以上的参与。这不仅是一项公共政策，更是政府与民间团体通力合作下的成果，指引了城市共治的新模式。
这种民间团体跟政府的合作，加上之前所谈到的社区花园不同的面向，包括重建社会网络、活化城市空间、改变公共空间的营造模式等等，所代表的就是一种“城市革命”。这种循序渐进、自下而上的城市革命可以让城市的发展与演进和市民生活更加接近，公民团体的倡议与市民的参与，也让民间自发和自我的动能可以充分展现，在活化城市空间的同时也让社会网络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从社区花园出发，就让我们来进行一场城市革命。
（为保证阅读质量，文章内容有部分删减 ）
原文出处
刘悦来,魏闽 等. 社区花园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科学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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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宋孟霖审核/谢宛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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